我出生的小镇，位于中国西南部贫困落后的川东北地区，在大巴山脉的深处。这里惯有的图景，就是无数蒙着尘埃的老旧小轿车在粘着乡间新鲜泥土的土路上，缓缓向前挪动。在这里，生根于市井的蔬果商贩为着一分一毫同大爷大妈讨价还价，街边理发店摆放的笨重的音响中音质粗劣的流行音乐不绝于耳，还有逢年过节时街头巷尾燃放烟花爆竹的碎纸屑铺满一地。老一辈口头心头念叨的，不过是“一定要好好读书，鲤鱼才能跃龙门咧”，这是我从小听到的最多的话了。
“鲤鱼跃龙门”，他们似乎将改变命运的赌注全都压在了几个背着书包上学的孩子身上，祈祷其中一个能够成龙成凤，再飞回这深山旮角，驮着整个家族前行，似乎这样才是出人头地的范版。祖辈父辈如此，吾辈亦是如此。
我从小被要求着长大，必须将兴趣爱好藏匿，他们打着“那是为了你好”的旗帜，毫不留情地折断我的双翼。一切似乎变得枯燥而又乏味，生活竟成了一场漫长的自我消耗，今天的我抄袭昨天，乐此不疲。一切都像西西弗斯推石头，当然不是同一块。我偶尔会从冗杂的题海中仰起头，像一个溺水的人渴求氧气那样仰着头，看到的只是窗外的一小块烈阳，似乎盛在汤匙中，被这狭窄的窗困住了。我时常想着，到底什么可以凭依？我不习惯依靠别人，这些年他们教会我的是靠成绩单，所以我依靠于成绩单，我藏起年少的小小悸动，把自己困住壳子里，我渐渐不相信他们，也不再相信自己了。世界都是灰白色的，那是我少有感知到的。缕缕白烟穿梭其中，那些虚妄的白模糊了世界，那暗淡的底色好像致密得什么都看不清楚，又好像挥一挥衣袖，那些飘荡的迷雾便会荡漾散开，我找不到答案。
后来高考失利，我成了他们嘴里的“失败者”，甚至被烙上了耻辱的印记。我开始隐在白雾里，在这里，我居然能得到片刻喘息。我躺着，把手举起，静候公路上的探照灯不定时的探监。细碎的光斑，游移过我的手指，游成一条闪亮的长河。我挺不直的腰板，如青蛙披了块萝卜皮，好像有无数只脚从我身上踏过，血迹斑斑，和考卷上的分数一样鲜红。我也曾拔足狂奔，撕扯周遭的爬山虎，从巷子到荒地。我渴望变成火山的口，涌动的岩浆熔进我的血管，炽热的激昂的红，什么都烧个干净，灰烬纷扬如雨。可我不过是堵红砖墙，怠情无力的红，孤独伫立于此，等待粗粝的水泥揭露伤疤，“拆”字再加一个圈。
我站在雾里有些迟疑，我们在遗憾中平庸地走过，抛却巴库斯神圣的癫狂，听不见伊瓜苏瀑布的水声。既不会在一瞬间中抵达永恒，也无法于永恒中追求一瞬绽放的烟火。我们过分希求一个媒介，希望它能将自我世界与物化的世俗联系起来，希求它成为沟通我们未来与困顿现实的媒介。这个依凭可以成为存在的自证，每一次自证都是戳破脓包，伴随刺痛。
我们想逃离，却不敢迈步走出去——我们已经不知今夕何夕，我们更害怕大人们看见我们隐匿的白雾，还有在扭曲的时间空隙里偷偷藏起的童真。到底是谁把我们的灵魂放进了白雾里？我这样问自己。可是似乎是家庭和我们一起作茧，捆住了我们，把家长局限在这里，也把我们困进了雾里。
我渴望用绝对理性来找到那些隐藏在童年岁月中的答案——关于教育的，关于人生的种种，却永远无法用上帝视角来观照自我，将客观行为与主观内省割裂。
后来我没有得到答案，或者说我根本得不到答案，人生的复杂属性本就决定了这是个无解的命题。我们想要逃离困顿的现实，逃离每天单调地重复穿行，逃离被束缚的狭窄的窗，逃离那谜一样的虚妄的白雾，像陷入沼泽的行人，拼命挣扎，然而泥沙一点点漫过脚掌，漫过膝盖，漫过脖子，漫过额头……背上的行囊压垮脊梁，却还是想要攥紧那一星半点的光亮。
找不到答案，便信自己一回吧。既然选择了这条路就尽管大胆走下去，前已有古人，后方来者络绎不绝，最差也不过是熬碎了这一身骨头。那些困在白雾里的日子也终究是要结束了，我们踏入新的圈层，这里有热爱生命，热爱教育而又无比纯粹的人。我们终究也会成为这样的人。